皮尔尼茨宫：在易北河畔遇见天马行空的中国风

　　这是我在德累斯顿的最后一个假日。早晨醒来，德国朋友斯多伊尔先生发来的微信已躺在我的手机里：

　　“这两天还好吗?今天打算去哪里?”

　　“我很好，德累斯顿真的很美。您还推荐我去哪里?”

　　“去皮尔尼茨宫吧。”他回复道。

　　“有什么特别的吗?”我问道。

　　说实话，德累斯顿于我的感觉就是一座宫殿之城。领略了茨温格宫的辉煌，让人不免有种“黄山归来不看岳”之感。

　　“二战时，皮尔尼茨宫幸免于盟军的空袭，基本保留了原貌。它就座落在易北河边，您可以乘船去。还有，他是中国风装饰的典范。”他答道。

　　一个小时后，我并没有乘船，却坐在了前往皮尔尼茨宫的公交车上。不知为何，身在异乡，哪怕只是数日的旅行，每每见到故乡的风情、文物，总觉得有种不可言说的趣味。

　　车子穿过“蓝色奇迹”大桥，一路东南，回看那些殿宇渐消失于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柔美的山峦和静谧的河流。时不时看到草地上伫立着一座精美的小屋，向我扑面而来，又飞快得掠过。

　　前后坐了30多站，才来到目的地。这里离市中心大约10公里的样子，在德国可是不短的距离。所以不难理解，为何这座宫殿能在空袭中躲过一劫。

　　皮尔尼茨山宫正面及花园部分

　　虽然早已听过友人的铺垫，当我踏入宫门之时，还是不禁为眼前的美景所着迷。明艳的色彩，东方的风情，配上如茵的绿草和鲜丽的花卉，即使在这样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也让人赏心悦目。皮尔尼茨宫与茨温格宫、莫里茨宫并称为德累斯顿巴洛克三大典范，然而在我的眼中，它既不同于前者的沉稳庄重，也区别于后者的圆润可爱，透露的更多是一种新奇的美。

　　宫殿建筑群依山傍水。早期建成的两座宫殿有着同样的规制和外观，如镜子两侧的影像，相对而立。其中一座靠山，曰山宫，一座面水，曰水宫，连同晚期建成的新宫，从三面环抱着中心的巴洛克式花园。园中有喷泉，四侧的花卉被园丁修正成漂亮的几何图形，自西面又连接起宫苑的园林。

　　山宫向山一侧外立面

　　山水二宫的屋顶皆由天青色的瓦片砌成，虽形状不同，还是让人不由得联想起祈年殿的穹顶。屋檐之下与门廊的墙壁上绘有彩色壁画，主题是中国的人物、建筑、车舆和南方的植物，透露一种出清新活泼的异域风味。

　　水宫正面门廊部分的中国风装饰及壁画

　　在此二宫兴建的年代，“中国风”在欧洲正处于鼎盛时期。那时的中国是瓷器、丝绸之都，又是人们所臆想的文明、和谐社会的代表。皮尔尼茨宫当时的主人，萨克森选帝侯及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也即奥古斯特强力王，是“中国风”忠实的拥趸。正是他在位之时，“中国风”在萨克森王室贵族蔚然成风。以仿制中国瓷起家的迈森瓷器厂也在彼时诞生，后来蜚声欧洲，成为硬瓷制造者的杰出代表，此处不表。

　　皮尔尼茨宫中展出的青花瓷器

　　在改建皮尔尼茨宫之时，强力王曾明确要求建筑要体现出东方特色。而其时，欧洲关于中国建筑和艺术的资料还相当匮乏。主持工程的柏培尔曼(Matthäus Daniel Pöppelmann)、龙格鲁尼(Zacharias Longuelune)等人虽是巴洛克时期最富盛名的建筑大师，却也从未造访过中国。据说，柏培尔曼的设计灵感来源于荷兰人纽荷夫(Jean Nieuhoff) 1655年到1657年在中国的游记画册。虽然其中有不少图样，但是并非学术著作。因此，最终的建筑其实和中国的式样并无多大关联，而壁画的面貌与中国的传统绘画亦相去甚远。但也许正因为没有范例，设计者才能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赋予它独一无二的风格。

　　在建筑群中，还有一件德国建筑史上的“中国风”代表作品。1790年，王室在获得了宫殿北部的一块土地后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建，其中还包括一个喷泉池。连同后期建成的亭子，这里被统称为中国花园。

　　皮尔尼茨宫园林北部的中国花园

　　中国亭是在1804年由后巴洛克时期著名建筑师舒里希特(Christian Friedrich Schuricht)主持修建的。当时他提供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古希腊罗马风格，一个是中国风格。不知是家族的偏好，还是为了整体格调的统一，最后王室还是选择了中式的建筑小品。

　　相比于柏培尔曼等人，舒里希特在创作上有了更多参考依据。在此之前，英国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也即邱园宝塔的设计者，曾发表《中国园林的艺术布局》和《东方造园泛论》，在欧洲引起轰动。于是舒里希特就在中国亭的设计上，将钱伯斯所描述的飞檐、板瓦、斗拱、雀替、阑额、栏杆台阶等构件融汇其中，屋顶还有一只“龙”作为风向标，因此，观赏者能在这座“中国亭”上体会到更多东方的神韵。

　　中国亭外观：与中式建筑“若即若离”(来源：《皇宫园林中的中国风》插图，摄影：Frank Höhler)

　　当然，舒里希特并不是一个中国建筑的专家，也没有机会像钱伯斯一样在中国进行过实地的考察。况且钱氏的著作还存在一些谬误之处，并没能为完成一座中国建筑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所以，这个中国亭不仅在外饰的华美程度上不及中国的皇家亭榭，其内核也还是一个欧式建筑。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中国传统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体，墙壁所起的主要是填充和封闭的作用，而皮尔尼茨宫的中国亭是依靠墙体承重;再者，中国式建筑往往会突出正面，也即有入口的一面，而舒里希特却颇费心思地强调侧面;还有一些构件，舒里希特或许是出于误解，在使用中反其道而行之。尽管如此，皮尔尼茨的中国亭依然被认为是当时欧洲最好的封闭式东亚建筑仿品。

　　当然，如今的德国，确有几处复刻得很出色的中国园林，比如曼海姆的多景园、法兰的春华园、慕尼黑的芳华园、柏林的得月园等。不过这已经是现当代的作品了，其完成的难度又怎可与十八、十九世纪初的原创作品同日而语呢?

　　皮尔尼茨宫之所以能被视为欧洲“中国风”的集大成之作，当然不仅是因其建筑风格上的追求，在内饰方面，也有不少中国风的体现。

　　中国亭中八幅中国山水之一：北海太液池(来源：《皇宫园林中的中国风》插图，摄影：Frank Höhler)

　　在中国亭的内墙上，绘有八幅中国山水，其中一幅还是北海太液池琼华岛图景。作为一个中国人，观之便觉得分外亲切。这些画作是欧洲画师的仿品，其蓝本来自于早期英国著名的外交官、汉学家乔治·斯当东(小斯当东)的1798年-1801年出版《乾隆英使觐见记》中的铜版画。这位英国汉学家少年成名，还受到乾隆的接见，也是《大清律例》英译版的作者，其中的画作可以说有相当的可信度和史学价值。

　　皮尔尼茨宫中展出的漆器

　　在宫殿的主体建筑，山水新三宫，参观者可以见到中国的屏风、绘画、瓷器、漆器以及仿品，还有不少来自日本的展品。

　　绘有中式狩猎图景的屏风

　　事实上，德语中的“中国风”虽源于中国一词，更确切的说，是东亚风格的代名词，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的日本风格也不免被一些欧洲人视作“中国风”的分支。当你走进山宫的大厅，恐怕会以为这是以中国文物为范本的装潢案例：从墙面到屋顶布满了精美的壁画，设色颇有几分青花的韵味。画作的题材有象征长寿的仙鹤，象征祥瑞的孔雀、麒麟，傲雪迎霜的岁寒三友，画中人宽袍大袖、仙风道骨，就连卷云、波涛的花纹都有几分中国艺术的神采。可是再仔细看去，画作的线条似不如国画灵动飘逸。而高处的版画与下方的水彩画不同，人物的“月代头”与和服已经透露出的原作的来历——没错，这些装饰品的原型正是日本画。

　　山宫大厅中以日本画为原型的装饰画

　　19世纪中叶，在欧洲掀起一阵和风热潮，或者也可以称为日本主义。起初这种风尚还只是体现在绘画作品上，自1867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展示了日本装饰艺术后，这股热潮也扩及到室内设计领域。山宫大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建过程中就因此呈现出一派全新的面貌。不过，这些装饰画的作者并非日本艺术家，而是当时本地的一些装饰画匠，有的姓名已不可追溯。有趣的是，画作的蓝本并不是当时已名声大噪的浮世绘或者大和绘，反而是日本一些宗师中国传统国画的作品，比如狩野派的画作。至于装修的设计师是否是为了配合宫殿的整体设计作此选择，就不得而知了。

　　山宫大厅门板上的装饰画

　　山宫大厅的天花板及墙壁上部

　　同时期在水宫中诞生的黄色“中国茶室”是熔中国风于洛可可风的代表作。踏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青花瓷的花瓶和托盘，与黄色的主色调相得益彰。这些瓷器结为王室收藏，有的来源于中国，有的则是迈森瓷器厂的作品。石膏装饰从天花板一直延伸到墙面，不论是镜子还是壁炉，都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其中大量使用中国风素材，如传统的中国狩猎男子、散步女子、龙、仙鹤等形象，而在花絮、藤曼等装饰的使用上，建筑师则采用了中国风与洛克克传统元素混搭的手法。壁炉一侧，两个青花瓷瓶的支架俱雕刻成一个中国男子的形象，有学者认为其师法于德累斯顿王宫中国屋中的作品，人物细眉长眼，髭长过颌，分明是欧洲人中眼中的亚洲人无疑，而身上原本应有的中式风服饰却变成了多褶的长袍，可谓是建筑师的别出心裁了。

　　水宫中的“中国茶室”

　　事实上，自奥古斯特强力王去世之后，萨克森境内的中国风一度偃旗息鼓，但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萨克森的贵族又开始重新发掘中国元素之美，这大概也是出于对萨克森“黄金时代”的怀恋吧。茶室从整体来看，无论是装饰，还是家具的陈列方式上，建筑师古斯塔夫·佛力施(Gustav Frölich)都遵守了新洛可可式的设计语言，与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布局大相径庭。但在细节之处，他又反复使用的中式素材，彰显了异域风采，可谓中西合璧之佳作。据说，王室对这一作品极为满意，还写了一封感谢信，以嘉许其艺术造诣。

　　中国茶室中青花瓷瓶托架上的中国人物浮雕(来源：《皇宫园林中的中国风》插图，摄影：Jürgen Karpinski)

　　除了“中国风”元素，山宫、水宫中陈列的是德累斯顿国家艺术博物馆装饰艺术博物馆的展览，新宫中陈列的是王宫的旧时文物，也值得鉴赏。园中还有一株巨大的山茶，相传是瑞典植物学家卡尔·彼得·通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18世纪晚期从东方带回欧洲的四株名花之一，其种植年代大约可以追溯至16世纪末，是欧洲阿尔卑斯以北地区最古老的山茶花，如今它依旧葳蕤，吸引着各地游客驻足观赏。

　　水宫的临河一侧

　　即将离开之时，天公作美，云开见日。在阳光的照耀下，皮尔尼茨宫宛如一个盛装的女子，更添几分娇艳动人。水宫的南侧有开放的台阶延伸至易北河中，若此时能从对岸一睹其水中的倩影，一定是件赏心乐事。然而受时间之限，只得踏上归途。留此一憾，待他日故地重游，四美具全，或许又是一份全新的感受。